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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文小说 > 历史军事 > 大明元辅 > 第276章 伐元(十)毒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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藩王造反?不,王锡爵才不打算真的怂恿此事。且不说如今的藩王们早被朝廷当猪养了百数十年,懂得如何打仗的不说一个没有,但至少有能力闹出造反这规模事态来的,那是真的一个也找不出来。

大明朝廷在各地藩王所属区域都部署有重兵,而藩王本身的所谓军队全都只有数百人的护卫。这些护卫名义上很多是世袭的,但更多的早就不是世袭,而是如层层转包一般随意雇佣而来,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,让他们上战场怕不是比让老母猪上树还难。

就凭这群废物,也配造反?当地卫所兵再怎么不堪,搞定他们也不过易如反掌。与其把心思和力量花在这种丝毫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上,还不如搞点真正的大新闻。

王锡爵挑中的目标,是漕工。

早年大明朝的首都在南京,地处中国经济中心,“四方贡赋,道近而易”,此时朝廷实行海运,将粮草运输到北方,主要是作为军粮使用。

到了成祖迁都北京,伴随着数十万军队与中枢朝廷工作人员以及皇宫服侍人员一并前往。北方粮食开销剧增,朝廷经过几番讨论,最终因为运量过小、海盗倭寇、海上风浪触礁等问题下,放弃海运实行河运。

这一政策虽短时间给北方供应带来了稳固和便利,但从原历史的轨迹来看,也成为中后期大明难以改革的弊政,影响了大明的长远发展,是一个弊大于利的制度。

关于河海运输问题的争论在当时就达到高潮,而停止海运的决策到底是如何做出的?事实上,早在洪武六年,因为海运辽响船失事问题发生,彼时还存在的中书省便奏报请求在北方加紧屯田以减少海运。

到了洪武二十七年,辽东二十一卫粮饷基本自给,于是在洪武三十年停止海运。永乐元年,北京粮储不足,朝廷不得已再开海运,以平江伯陈煊为总兵官督理海运,大船从南京扬帆起航。

起坏头的是永乐元年七月,户部尚书郁新提出了运河输粮法,即利用漕船从淮安入淮河,经黄河至卫河北上入海河,再陆路至北京。不过,由于这个路线需要多次转运,即便好大喜功如朱棣也担心会太过于劳民伤财,于是否决掉了。

当年八月,陈煊由海上输送五十万石粮饷安全到达北京,给了朝廷坚持海运的决心。可海运风险太大这个客观环境的存在,使得一直有人建议重修大运河。

最终,朝廷用工26万人,历时6个月,疏通了济宁至临清385里的会通河,同时根据地势高低,修建水闸38座“以时蓄泄”。

于是永乐十年时,工部尚书宋礼力再次指出海运的弊端,提出调整河海比重。又有平江伯陈煊治理淮河河道成功,可使3000艘漕船同时出动,载粮400万石,畅通无阻。

到了永乐十三年,经负责财政、运输的官员们多次请求,大明朝廷停止海运、改行漕运,大运河真正成为了南北经济大动脉。在此后近两百年里,虽然海运也偶然会重启,但漕运始终还是主流。

这一情况直到高拱当政那段时间,由于彼时黄河不断泛滥,漕运动不动就便堵塞不可行,严重威胁了京师及九边粮食安危,这才不得已重新实施了“河海并行”的策略。这个策略的特点是不废除漕运,但加强海运输送。

本质上来讲,高拱当时是“漕运为主,海运为辅”,至于实际运粮比重,大抵是漕运约占五分之三,海运约占五分之二。

郭朴时期萧规曹随,这个局面大致没有变化;张四维时期基本也没调整,但进一步加强了海运物资的种类,把南方不少实物贡赋也放进了海运。比如江南某地御贡茶叶、丝绸这一类。这样一来,海运的总运输量虽然增加不明显,但运输价值明显大有提升。

到了申时行时期,他面临严重的纠结,因为心学派内部对于这件事出现了地域争议。

南直隶长江以北的地区包括扬州、淮安等地,坚决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;长江以南的地区包括南京、杭州乃至于淞沪老家,则强烈要求增加海运规模,尤其要求申时行确保高价值产品走海运而不能走漕运。

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议?其实不难解释,利益罢了。不过此处还是得先说一下大明的漕运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行的,这个争议才好说清楚。

漕运体系刚开始被视为军事工程,运送粮饷的人员都是军人,由前海运总督陈煊出任漕运总兵官,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长达三十年。

英宗正统四年(1439年),朝廷以济宁为界,南北各设一名侍郎管理漕运;次年设置由文官担任的漕运总督统筹事宜,其军事管理职能大大降低。漕运总督不设置固定的办公地点,不定期巡视临清、济宁、徐州、扬州等地的漕运行署衙门。

宣德以后武官漕运权被文官取代,实行文武双轨制,但实际上作为拥有超大权力的漕运总督是地位远远高于漕运总兵的。到了万历年间,由于海运兴起,占了五分之二比重,漕运总兵废除,一切事宜均由文官负责。

漕运总督地位极高,原历史上大明朝有99位曾任漕运总督的官员,其中30余位后来都入阁拜相。

由于大明财政体系设计得十分差劲,全国税收绝大多数来自于土地税,而同时农业税率又偏低,所以国家财政收入基本不会超过3000万(实物粮税被等价计算的情况下)。这3000万有1200万被地方政府截留,北方上缴的800万直接供应九边军队,剩下1000万在南方征收后经过漕运输送820万到北京。

漕运方式经历了多次改革,永乐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实施的是“支运法”。停止海运后,粮食仅通过运河输送,然而运河的输送量是有限的,于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将上缴的粮饷运到淮安储备起来,然后分批输往北京——你看,淮安为什么要求提高漕运比例,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这里。

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实施“兑运法”,此时朝廷好像意识到了百姓长途输运的负担过大,于是推行由军队直接运送漕粮,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担损耗,结果从实际上来说也并没有减轻负担。

成化七年开始直至现在朝廷都施行“改兑法”。此法来自于成化七年漕运总督滕昭的提议,即免除农民的运粮,由军队直接到各县运输,但需要征收额外费。

怎么说呢,这个办法的立意或许是好的,但和古今中外无数法案一样,歪嘴和尚总能把经念得没人可以听懂,完全偏离本意。

打个比方,嘉靖三十五年(1556年)扬州府有一则记录,这一年一户百姓需要承担税粮1.73石,额外费1石,但百姓需要用1.2两银子抵消1石的额外费,然而实际上当时当地1石粮食仅值0.7两银子,这中间的差额就成了各级官吏的油水。

扬州为什么也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,答案在此已经不言自明。

不过,申时行的麻烦不是本章此刻要说的重点,重点是王锡爵此刻的目标对象:漕工——也叫漕军。

成化七年后的大明,每年征收漕粮的工作由12万漕军来负责,这些漕军来自运河沿岸的124个卫所,漕军在工作上听从漕运总督衙门,但人事关系留在本卫原处。

这个制度一听就知道肯定有很大的问题,事实也是如此,各级漕运官员克扣军饷,奴役士兵情况普遍存在。比方说,如果运输过程中漕船因气候原因或搁浅漏水而导致粮饷的减少,则需要由漕军来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责任。

漕军为了养活家庭,就通过各种方式赚取收益,结成了一个利益集团,以保障自己的生活。这里的“各种方式”,甚至包括走私贸易——盐也是其中之一,甚至还是主要走私品。

你看吧,事情又绕回了淮扬。淮扬是盐业聚集地,漕军或说“漕工集团”早就和淮扬大小盐商们达成了利益共同体,漕军需要盐商们供货,盐商们也需要漕军“免税分销”。

显然,在这种制度下,所谓漕军很快就失去了战斗力,变成普通的劳动组织,即所谓漕工。说他们毫无战斗力可不是胡乱冤枉,比如正德五年(1510年),山东一伙反贼将停靠在济宁港的1552艘船只洗劫一空,而如此多漕船上的士兵居然毫无作为,任由反贼取走,哪有半点“兵”样?

这事件当然震惊了整个朝廷,山东道监察御史质问漕运衙门:“……但军至数万,总兵、参将统制,把总、指挥分领,未闻何官以勇死伤者!”这充分暴露了所谓漕军作为军队而言已经完全是名存实亡,他们彻底由漕军变成了漕工。

内陆运输本来就有很大的弊端,一是运河河道窄浅,经常面临水源不足的问题,尤其是初春暮秋时节,河道干涸,需要人工引水;二是刚才说过的,黄河经常决口,所携带的泥沙就流入运河中,疏通河道耗费巨大。

因此早在成化二十三年(1487年),礼部侍郎邱濬便提议重开海运。彼时,他详细讲明了海运的优势:“海运虽漂溺之患,但海舟每艘可载粮1000余石,相当河舟三倍,省牵卒之劳、驳浅之费、挨次之守。”

邱濬就是《大学衍义补》的作者,高务实当年陪高拱起复来京时就在读这本书,他认为邱濬是大明朝难得的经济学家之一。可惜他说得再有道理,当时朝廷仍然未曾采纳,只是嘉奖了他一番,大意是您老辛苦了,但是事情不太好办,以后再说吧。

到了嘉靖初年,内阁大臣桂萼提出恢复海运,“舟行海洋,不畏深而畏浅,不畏风而忧礁”。此议论一出,很快就遭到了很多官员的反对,尤其是漕运总督衙门直呼祖宗之法不可变。

顺便提一句,桂萼才是真正的“一条鞭法之父”,是他头一个提出此法的。别的不说,夸桂萼是个“有见识的改革派”想必错不了。

再之后就是重开海运了。隆庆六年,由时任漕运总督王宗沐、都御史梁梦龙联名首倡(当然这是在受过暗示之后的动作),内阁高拱、张居正立刻表示支持,户部在商议后同意试行海运,于是万历元年三月,第一批12万石粮饷顺利抵达天津港。

如果事情只到这一步,或者只到张四维往海运加入高价值贡赋,问题都不大,甚至申时行秉政前期犹犹豫豫也没关系。漕运虽然被海运“瓜分”走了五分之三的份额,但也还能勉力维持,加上漕粮运得少了,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走私,漕工们的生活水平居然还略有提升,那自然是能维持的。

可是,随着高务实位晋户部尚书,这一美好局面很快就面临危险,甚至在不久之后开始陷入“灭顶之灾”的大危机之中。

高务实收拢财权之后新设两署十三司,对民间走私的打压也开始变得严厉起来——这个“民间”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盐商集团。

盐商集团之所以强大,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,而是因为盐商集团本质上是一个“权钱集团”,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。

在盐商的上游是以南直隶为主的勋贵、文官利益联盟,下游则是如漕工集团这样的分销组织,乃至于还有运河沿线各个地区的地方豪强参与其中。

如此庞大、强大的利益集团,正常来讲当然无人敢动,但高务实显然不在正常范畴。他本身也是官场老手,根本不去管什么官商勾结,上来直接针对走私进行打击,精准出手但绝不轻易牵连。

这样一来,既确保自己的行为绝对合法,又让盐商集团无论上游下游还是他们自己都感受到刻骨的疼痛。盐商集团利益共同体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忍耐,早就已经忍不住了,对高务实的怨气直冲霄汉,只欲除之而后快。

除掉高务实,这任务难度至少现在看来肯定过高了,但利用这种愤怒和怨恨搞点大新闻,王锡爵认为还是办得到的。

王锡爵本人就是南直隶出身的高官,他堂堂苏州首富的身家,那可不是家里种田就种得出来的。就算从自家利益来看,这件事也是非办不可,何况现在还能一石二鸟,公私两便。

高务实只是打击走私,官员、勋贵都不好直接出面说不行。地方豪强虽然整体来看影响力不弱,但联合起来发声却很困难,要搞事也不容易,真闹点什么立刻就会被逐个击破。

惟独漕工,作为朝廷的“军队”,一旦十几万人闹了起来,加上他们的家人、家族,那就是百万规模的巨大骚乱,稍有不慎就可能转变成一场暴动,朝廷绝不可能坐视不管。

那还说什么?动摇高务实在皇帝心目中的能臣地位、以后方不稳逼迫高务实从前线折返并让伐元功亏一篑,以此确保高务实不能统一实学派然后在政治上从此稳压心学派,现在就全看漕工的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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